2022-05-07
李学勤
春秋战国时代的曾国的问题，学术界讨论已久。早在北宋时，今湖北省安陆县一带就发现过两件“曾侯钟”（即楚王酓［熊］章钟。楚王熊章即楚惠王）。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又出土过一对大型的曾姬壶。刘节先生在他的《寿县所出楚器考释》一文中，研究了钟、壶和另外几件曾器，正确地指出，曾不是古书常见的姒姓部国（在山东旧峄县东），而是一个姬姓诸侯国。他还认为，曾是附庸于郑国的，“曾人之足迹北起郑郊，南及光州，西起南阳，东抵睢州”，也就是在河南省的中南部。 1966年，一批上边有“曾侯仲子游父”铭文的春秋青铜器，在湖北省京山县的苏家垅出土。随后几年，湖北随县、枣阳和河南南端的新野，连续掘获许多曾的青铜器（如图）。这一系列的发现说明，曾人活动范围不像刘节所推测的在河南中南部，而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以新野为其北限。 根据青铜器分期知识分析，京山、随县、枣阳的器物，时代多为春秋前期。武汉文物商店征集的曾伯从宠鼎，年代还要早一点，大约在西周东周之际。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曾子游鼎，器主和京山的“曾侯仲子游父”是一个人，观鼎的形制和锈色，无疑也是湖北出土的。枣阳出土的一件鼎和新野出土的一件甑，器主都是“曾子仲诲”,但新野的多数铜器是春秋中期的。最近，在“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览”中，又展出了湖北襄阳地区征集的两件春秋中晚期曾国青铜器。曾姬壶和楚王酓章钟是战国前期楚惠王时代的器物。由此可见，从春秋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姬姓的曾国始终是存在的。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大墓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古代文献里，却完全找不到姬姓曾国的史料，特别是《左传》对汉水以东各小国以及楚国向该地区发展的情形，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述，但也没有“曾国”字样。《左传》所记载的淮汉之间诸侯国，如江、黄、邓、唐、厉等，多已在出土的铜器铭文里出现，只有这个曾国，铜器出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左传》中却似乎没有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 我们认为，姬姓曾国不但在《左传》里有记载，而且有关的记事还很多，只不过书里的国名不叫做曾罢了。大家知道，当时有的诸侯国有两个国名，例如河南南阳附近的吕国又称为甫，山东安丘的州国又称为淳于。从种种理由推测，汉东地区的曾国，很可能就是文献里的随国。 大洪山以东有随、唐、厉三国，姬姓的随国最强，所以《左传》说“汉东之国随为大”。春秋前期，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侵随，随侯作好了准备，楚军不敢进攻。公元前704年,楚再伐随，虽获胜利，但未能占领随国，只结盟而还。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随，死于军中，由大臣们与随侯结盟。公元前640年，随国又率领汉东诸侯叛楚。分析这一时期的形势，汉东小国境域能北至新野、南至京山、并与楚抗衡的，只有随国。 曾国决不是唐国、厉国。北宋末年，今湖北孝感地方出土过一组西周青铜器，记载周昭王南征路线，经过唐、厉和曾。曾和唐、厉同时出现在一组青铜器铭文中，证明曾不会是唐、厉。从各地曾器铭文看，京山、枣阳、新野几个地点的曾国墓葬，都是曾侯子弟的墓，只有1970年湖北随县均川发现的一组铜器，器主“曾伯文”可能是曾国之君。最近发现的曾侯大墓又在随县附近。国君的墓葬应在其国都，而据文献记载，随县正是随国的国都所在。 考察青铜器铭文，知道曾国的历史相当长久。曾姬壶作于楚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63年），楚王酓章钟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汉东地区经过春秋之世不亡的，惟有随国。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评论说：“夫随之为国，限在方城内，于楚尤逼，而能屡抗楚锋，独为后亡。”战国初年汉水以东，如不是随国，哪里还再有一国姬姓诸侯呢？ 擂鼓墩大墓出土的楚王酓章镈上的铭文和北宋发现的两件钟上的铭文是相同的，都是：“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彝。”按照青铜器铭文的通例，“作某人宗彝”，是作祭祀该人的祭器，该人必然是已死的。铭文的意思是：楚惠王五十六年，制作了曾侯宗庙所用的礼器，在西阳对他进行祭奠，并永远用以享祀。这个墓出土的竹简也记载墓主下葬时，楚、宋两国曾来会葬,楚国自王以下都赙赠了车马等物，可以同铭文互证。 楚惠王为何要作一套钟、镈放在曾国的宗庙里，恭敬地祭祀曾侯呢？当时楚国称霸一时，决不会轻易地对一个小诸侯国给予这么高的礼遇，但如果曾即是随，这个问题便不难解释了。 公元前506年，吴国大军在孙武、伍子胥指挥下攻进楚国郢都，楚昭王（惠王的父亲）仓皇出走，逃亡到随国。吴人尾追赶到，要求随君交出楚王，允许把汉水以东土地划归随国，作为交换条件。那时，楚昭王躲在随国公宫以北，吴军进抵公宫以南，局势已极危急。随君不顾吴国的威胁利诱，拒绝交出楚王，终于赢得了时间，楚昭王在秦军帮助下，恢复了楚国。此后《春秋》一书中又出现了“随侯”的名号。对此，杜预注：“随世服于楚，不通中国（即中原各国）。吴之入楚，昭王奔随，随人免之，卒复楚国。楚人德之，使列于诸侯。”估计镈铭中的曾侯就是保护了楚昭王的随君的后裔，楚惠王铸编钟来祭享他，正是报德之意。 随县擂鼓墩大墓的发掘，在东周考古工作中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其收获是多方面的，这里只就墓内青铜器略谈几点意见。 这座大墓的青铜器，从冶铸工艺来看，堪称先秦时期的顶峰。其中的曾侯盘尊，精巧殊绝，我在发掘现场即叹为观止,推测这样精细复杂的形制只能用失蜡法才能制造，现已得到证实。如此华美的器物，以往历史上如曾发现，必被视为瑰宝,然而文献中却从未见类似记载。我们不妨认为，这种类型的青铜器汉代以来实际还没有发现过。 擂鼓墩大墓青铜器的纹饰，崇尚浮雕状的花纹和嵌错的动物等母题，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的特色。文字多错金，字体有鸟篆和狭长的“艺术字”，也显示了时代的特点。墓中的青铜兵器最接近1958-1959年发掘的安徽淮南蔡家岗两墓。蔡家岗出土的内部极短的戈，由擂鼓墩可知应属于联装的多戈戟。三棱的殳，在蔡家岗也有类似的标本。蔡家岗所出有蔡声侯的器物，墓葬应包括声侯之墓。声侯卒于公元前457年，擂鼓墩大墓估计葬于公元前433年，两处墓葬年代非常接近，其青铜器的近似是理所当然的。 擂鼓墩有个别的戈，援部扬起，内上出现了锋刃，这是当时的新型武器，其用法也较旧式戈有所改进。蔡家岗没有这样的兵器，看来它是在公元前五世纪末新创造出来的。 曾侯编钟不少地方与著名的王孙遗者钟相似。王孙遗者钟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观察其锈色，确与湖北出土器物无异。《荆南萃古编》说它出于宜都，是可信的。由此看来，王孙遗者钟应当是战国前期的楚器，遗者当为楚国的王族。 由擂鼓墩大墓青铜器，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重要推论，就是河南信阳长台关的两座墓应晚于擂鼓墩墓。我们看长台关的青铜器，已有不少是素面的。战国中期以降崇尚素面的风格已经开始流行了，这和擂鼓墩器群有相当大的距离。既然擂鼓墩大墓约为公元前433年，长台关墓就应迟于公元前400年，定为战国中期墓是较恰当的。以前学术界多把长台关墓上推到春秋晚期，主要是根据一号墓编钟铭文。朱德熙先生近来在《方言》1979年第4期发表文章，指出编钟第一钟上的文字应读为“惟荆历屈夕，晋人救戎于楚境”，是很对的。我曾仔细观察长台关编钟，知道其第一钟和后面各种原非一套，纹饰略有差别，所以钟铭是不完全的。所云“晋人”，按古书之例，也可以是三晋中的一国，所以这套编钟不会早到春秋时期。 大家知道，长台关墓长期以来被视为楚文化分期上的一个定点。现在擂鼓墩墓有可靠的纪年，从而把长台关墓的年代进一步推定了，这就为我们深入了解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 （节选自《曾国之谜》，原载《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