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13
王巍
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此，我接受了《历史研究》编辑部的采访，结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谈了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的最新认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
20世纪80年代，在浙江余杭良渚、辽宁建平牛河梁、安徽含山凌家滩、山西襄汾陶寺等遗址，发现了体现社会分化的墓葬遗存，年代在公元前3500年到前2100年。这些考古发现引发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热潮，开启了中华文明探源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的文明起源研究存在几个问题。其一，缺乏对文明形成标志的系统研究，有学者认为距今5000年前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但争议仍然很大。其二，缺乏多学科合作，尤其是缺乏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其三，研究重心往往集中于某区域的某一考古学文化的社会状况分析，缺乏对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发展脉络及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各区域文明间的关系研究较为薄弱，较少涉及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机制、道路、模式和特点等深层次问题。这导致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在世界文明研究领域缺乏话语权。
2001年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正式立项。针对以往文明起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探源工程将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特征，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及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特点等作为研究重点。
建构文明判断标准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以“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国际学界一般依据这个标准，以甲骨文的出现作为中华文明起源标志，即中华文明起源于商代晚期，仅有3300多年历史。探源工程实施期间，我们对世界几大原生文明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并非都符合“三要素”标准，所谓文明“三要素”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探源工程坚持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以国家形成作为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和最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认为，除作为直接证据的共时性文字资料以外，还可以通过遗迹和遗物，判断是否出现国家。我们主要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几处都邑性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并参考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归纳出在尚未发现共时性文字材料的情况下，判断某地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8个关键特征。
一是农业显著发展，人口不断繁衍。例如，良渚文化比较普遍地使用犁耕，并发明了多种生产工具。良渚文化的水田规模很大，灌溉系统比较完备，早已超过最初的小水田阶段。农业的显著进步可以促进人口繁衍，使少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业制作以及社会管理和原始宗教祭祀等活动。
二是手工业技术显著进步，专业化进一步发展，被权贵阶层所掌控。例如，大汶口、龙山、良渚等精致的手工业制品显然出自技艺高超的工匠之手，说明当时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出现了专业化分工。这些精美的手工业制品多数作为礼器，有理由推测，这些高端器物的制作已经被权贵阶层所掌控。
三是人口显著集中，形成都邑。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聚落数量显著增加，并出现人口非自然原因的集中现象。在一些中心地区，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面积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聚落内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一般居民区等。
四是社会分化程度高，形成贵族阶层及以礼器体现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如良渚城址反山12号墓内就随葬多件玉石钺。陶寺遗址大墓中，随葬有陶鼓、木鼓、石磬、龙盘和玉石钺。在黄河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墓葬中，发现有制作精美的陶质酒器和玉石钺以及多重木质棺椁。
五是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于一体的王权。这一特征，主要体现为巨型都邑、大型高等级建筑（宫殿）的出现。
六是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维系社会发展。王及其亲族仍然与社会大众保持着名义上的亲缘关系，但实际已成为统治者，这从墓葬中可以得到证明——高等级墓葬分布区域向着独立化方向发展。如良渚古城内外，发现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等级贵族墓地，说明良渚最高统治者及其亲属的墓葬，已经脱离了公共墓地。
七是暴力现象和战争频繁发生。除社会分化程度之外，还可以从另外两方面印证王权的出现。其一，战争频发。随着战争频率加快和规模逐渐扩大，军事首领的地位不断提高，军事指挥权逐渐拓展到社会生活各领域，转化为王权。其二，各地都出现了暴力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现象。
八是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管理机构。各区域文明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内部存在共同的生活习俗、文化基因，也许还存在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不同的小区域之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以该区域最高等级的聚落——都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网络。
中华大地的文明化进程
通过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距今5800—4000年的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在地区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我们对各区域文明化进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大约在距今5800年前后，中原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辽河流域、黄河下游地区、陕北地区相继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着各地区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
首先，分析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和模式。中原地区在裴李岗文化时期（距今9000—7000年）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当时已经开始种植水稻，饲养家猪，制作陶器、石器和骨器，但尚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距今5800—5400年，以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为代表，中原地区出现明显社会分化。铸鼎原遗址群发现数个超大型聚落和一批中小型聚落，反映当时人口出现显著增长并集中的现象。遗址发现有公共墓地，其中一座墓葬规模虽凌驾于其他墓葬之上，但随葬品并不丰富，这与同时期长江下游大型墓葬中出土近百件随葬品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我们认为，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是以首领居址规模和墓葬规模彰显地位。距今5300年左右，豫西地区的铸鼎原遗址群衰落，在河南中部的郑州地区出现了双槐树、青台、汪沟等数个大中型聚落云集的现象，提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转移至河南中部。双槐树遗址反映的情况表明，距今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更加明显。
其次，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经历了如下阶段。距今1万年前，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开始栽培水稻，为该区域的文明起源奠定物质基础。到距今8000年前，稻作农业有了初步发展，人口显著增加。长江下游地区最早出现明显社会分化的遗址是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该遗址发现了距今5800—5500年的崧泽文化的村落和公共墓地，与同时期其他区域相比，该墓地所反映的社会分化程度十分显著。长江下游地区的凌家滩遗址（距今5500—5300年）分为贵族墓葬区、高等级建筑区、祭祀区，显示社会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当时的首领掌握了军事指挥权，权力具有宗教色彩，表明当时可能已经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再次，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宗教权力要素十分突出。北方地区农业起源时间与长江流域相近。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围沟聚落，尚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距今5500年，牛河梁一带出现了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高等级祭祀群，可能是当时专门埋葬贵族和祭祀神灵的宗教区域。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辽河流域已经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牛河梁墓地的墓主人应是权贵阶层。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墓葬中只随葬具有宗教色彩的玉器，不见生活用具和武器，暗示祭祀权力是该地区文明的核心要素。
复次，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社会发展，与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大体同步。8000年前，黄河下游地区已经栽培粟、黍，出现定居村落。距今5500年前后，出现社会分化。距今5000年以后，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如泰安大汶口遗址公共墓地中的大型墓葬，不仅规模明显大于一般墓葬，随葬品也更加丰富。
最后，分析陕北地区文明化进程。近十年来，石峁遗址巨型史前城址的发掘，使陕北地区成为研究北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焦点。芦山峁遗址是这一时期陕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聚落，大规模的聚落体量，特别是“宫殿”式建筑群落的出现，表明这里是当时陕北地区最高统治者的居所或祭祀场所，标志着当时这一地区社会分化程度已相当明显。
都邑性聚落与早期国家诞生
超大型聚落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早期国家，与此同时，核心聚落演化成国家的政治中心——都邑，早期国家的诞生意味着踏入了文明大门。我们认为，距今5000—4000年，各地区进入文明社会。这一判断可以通过对浙江余杭良渚、湖北天门石家河、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的考古研究加以证实。
一是浙江余杭良渚城址。良渚遗址巨型都城、水利系统及相关遗存的发现，显示当时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已具有很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这一时期的居住址和墓葬规模、随葬品数量与种类，都明显反映阶级分化的巨大差异。良渚控制了长江下游（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的广阔区域，形成了一个以良渚古城为中心、次中心聚落和中小型聚落构成的早期国家，进入文明社会。
二是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石家河遗址位于江汉平原，是该地区发现的距今5000—4000年间规模最大的聚落。城址由高等级建筑区、祭祀区、墓葬区等功能区组成。发现大型祭祀遗迹、上万件红陶杯，以及大量人形和动物形象陶塑，原始宗教色彩浓厚是长江中游地区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当时的长江中游地区也和长江下游一样，形成了多层级的社会，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已进入文明社会。面积最大的石家河古城，已具有都城性质。
三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寺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遗址。城内高等级建筑区中，单体建筑基址面积最大者达8000平方米。宫殿区周围有围墙，是中原地区最早的宫城。陶寺城址的年代、所处位置、城址规模和等级等，都与文献记载尧所居都城平阳相吻合。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它极有可能是尧都平阳。
四是陕西神木石峁城址。石峁巨型城址的发现，证明当时陕北地区已经出现了掌握强大军事力量的王权。石峁城址的系列发现表明，距今4100年前后，陕北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相当突出，出现了王权。当时，应当存在一个以石峁古城为核心的早期国家。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生成机制
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距今6000年左右，黄河中游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开始向周围地区扩散，至距今5300年前后，其影响力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文化圈。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而笔者认为可称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雏形。恰在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的河南灵宝铸鼎原一带，出现了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集中的现象。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域，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活动范围恰相吻合，当非偶然。
距今55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化进程加速的情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他们相互竞争，相互借鉴，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画卷。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阶段，各区域文明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元素。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机制和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夏王朝建立之前（距今约4000年），中华大地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是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积极吸纳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使得中原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壮大。夏代后期（距今约3800年），在洛阳平原出现了超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是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期。在二里头遗址，很多初见于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的礼仪性用具得以规范化、制度化，形成华夏风格和文化内涵的礼器制度。突出的例证是，这些礼仪用具在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甚至远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这表明夏代后期，中原王朝的实力显著增强，对中原地区之外广大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加强，这与前述夏王朝建立之前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应当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具体体现，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和邦国文明阶段，逐渐走向以夏、商、周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文明阶段。
来源：社会科学文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